逃兵的勋章——毒伯爵斯内普

文案：

在最黑暗的岁月里，总有人能看到黎明。

一个海峡那边的英国约翰牛而言，节日的同义词便是酒精。当然，不要用这条标准来卡比埃尔·卡波利特先生。因为他是个法国人，道地的法国人。虽然他也非常乐意在礼拜六的晚上和几个同样年轻的朋友一起去喝一杯——而现在，他正走在从酒吧回到家的路上。

这是一个温柔的春夜，淅淅沥沥下着毛毛雨。卡波利特站在酒吧门口用力抽了抽鼻子，还是决定进去向老板娘借把伞。当然，前提是花了他一个小时的口水来保证坚决不把这把传说还是路易十六时代红衣首相曾经用过的雨伞弄坏。

雨伞果然有年头了，但是还是很坚固实用。没什么风，天并不凉。刚刚几杯啤酒和甜酒下肚，身上隐隐有点冒汗。他住在一个连巴黎佬都要羡慕的整洁美丽的中部小镇纳维斯市，从镇子最中心的白马酒吧一直走到最边缘的单身汉公寓只需短短二十分钟。期间要经过一条石质小桥，塞纳河的一条支流便从这里蜿蜒而过，切开荫绿如毯的西欧平原。

他打了个呵欠，用口哨吹起了当下的流行小调。这是可爱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上帝造出了无数美丽的姑娘，也同样造出了更多拎着鸡毛掸子的老保姆。放眼望去四下无人，只有细腻冰凉的雨滴在刷刷掠过伞沿。卡波利特伸了伸在吧台上趴得有些板结的腰，一手背在身后模仿着电影中男主角跳的那支《雨中曲》的踢踏舞步动作——当然，他是个道地的法兰西绅士，根本不屑于模仿肤浅的美国电影。所以只学了个马马虎虎，要是那位电影演员本人来看，保准能笑掉大牙。

脚上有点潮湿，顶多是回了家再换一双袜子的关系。他嘴里停下了口哨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见鬼，为什么这雨水里掺杂着丝丝缕缕的红色，看起来活像是血，而他今天连一滴威士忌都没有进嘴。

“站住。”距离他最多五码的地方传来一个不标准的法语声音，尖锐而嘶哑。

01.

即使当可敬的比埃尔·卡波利特先生变成更加可敬的老卡波利特先生时，他仍然会无比懊悔地表示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到1973年五月中旬的那一天。如果重新做一个决定，他将坚决不去经常光顾的白马酒吧。而如果这足够能造成他一个周的心情损失，那么他宁愿到报社主编家里去寄宿一晚也不会冒雨匆匆赶回位于镇子边缘的破公寓。

“站住。”背后那个阴恻恻的声音又重复了一遍，然后嘶嘶地像个老头子那样喘起气来，听上去痛苦得很。

“哦，哥们儿，——我该叫您啥？Herr？”法国人耸耸肩膀转过身去。“巴黎往北走，诺曼底往西去——戴高乐将军已经去世了，巴黎至今不设防。”（注，德语Herr，先生）

背后空无一人。卡波利特顿觉头发根都炸起来了，手一抖，雨伞险些落到地上。“您……您在哪里？”

没有人回答。在春夜细雨轻微的飘落声中他只能隐约分辨出一种嘶哑的喘气声。天上没有月亮，最近的路灯距离这里足足有三百米，光线惨淡。卡波利特先生竭力控制着自己不惊慌失措，打算转过身去继续像一个绅士那样昂首阔步地走掉。

而背后那个声音突然尖声咳嗽起来，他再也按压不住那种恐惧了。顾不得那么多，干脆回过头。眼睛适应了远离路灯的黑暗，他看到了小石桥末端最后一根桥柱边上，躺着一个人影。

他冲过去蹲在那个人身边，雨水混杂着丝丝鲜红从受伤者的身下流出来。那是个浅色头发的瘦子，一时间卡波利特还以为那是个老人。但似乎不是，靠近了看躺在地上的伤者应该还很年轻，二十出头的样子。浅金色头发被雨水打得透湿贴在头皮上，脸颊消瘦，颧骨突出。薄嘴唇毫无血色，呼吸因为失血过多而变得又浅又快。连带着似乎只有两层皮的胸膛急速一起一伏，除此之外毫无生命迹象。

“喂……喂，你是谁？”卡波利特伸手推了推陌生人的肩膀，伤者痛苦地抽了口气。

“带上我走，立刻。”似乎是积攒了一些力气，陌生人睁开了眼睛。他脸颊瘦削，因此眼睛显得不合常理地大，看上去简直像一个从炼狱中逃回来的鬼魂。虹膜颜色很浅，一时分辨不出是蓝色还是灰色。只有瞳孔深黑，尖锐得像针一样。他的法语不算标准，发音中总是带有生硬的摩擦音。听上去似乎是德国人。

卡波利特猛地站直了身子，后退了一步。他知道现在是什么年代，雨夜里躺着马路上流着血的陌生人身后肯定不会是慈眉善目的老修女。“不，先生。”他从牙缝里向外挤着单词。“我没有看见您，什么都没有看见……您瞧，我只是个小记者，不是巴黎安全保卫局局长。”

陌生人没有回答，似乎没了力气。卡波利特转身拔腿就逃，心里一百五十遍地向童贞圣母玛利亚祈祷。但他还没有跑出三步远，背后一声清脆凛冽的金属摩擦音。脚下的水花嘶地溅起很长一串白色水花，仿佛游过了一条剧毒海蛇。而开枪的声音，并不比开一瓶汽水所发出的更大。

“最后一遍，带我走。”陌生人竭力大睁着眼睛，手中装有消音器的勃朗宁M1900手枪枪口下垂，显然他已经没有足够的力气来操控这柄武器。雨水从他惨白的脸颊上流下来，他的声音几乎濒死般尖锐，牙关因为寒冷和流血在不停地打颤。“不然咱俩就一起死。”

卡波利特先生心中那点救死扶伤的骑士精神在死亡威胁之下完完全全，百分之二百地爆发出来。他立刻将那把据说价值百万的雨伞收起来往路边一扔，脱下自己身上的夹克衫外套便将伤者裹起来。“喂，先生，您伤在哪里？”

大概是发现了些希望，陌生人的精神明显好转。“游肋中间，我想没什么内脏伤。”

他指了指自己的上腹部，卡波利特发现那里有一个血肉模糊的弹孔。并不大，但是穿透伤。警用钢珠手枪的子弹将这个单薄的瘦子来了个透心凉，幸而子弹没有留在体内。该死，他竟然有将手指伸进去看看能不能从那边透出来的冲动。这件夹克衫大概是永远都洗不出来了。卡波利特先生绝望地蹲下，小心翼翼地一手环过陌生人的肩一手抄起他的膝下，轻轻将他横抱了起来。还好这是个瘦骨嶙峋的家伙，连上全身湿透了的衣服，最多五十公斤出个头。

“不过，我可不是什么医生，我说先生。”雨快要停了，几乎变成了浓醇厚重的雾气。记者想耸耸肩，还是没有这个动作。他只能小心翼翼地抱着这个受了伤的陌生人——八成是东德流窜过来的特务——并且伺候着那把在他眼中随时都可能走火的手枪。“您失血太多，我想您需要去医院。”

“去你家。”陌生人喘息了半天，又开了口。“挨到明天早上我还没死再说。”

作为一个单身汉，卡波利特先生显然有一套很体面的住宅。纳维斯镇不算大，人口不到五千人。距离维也纳市很近，镇上的中产阶级和显得体面些的年轻人大多数都在城市里工作，依靠城际电车通勤。卡波利特在大学毕业之后发现在马赛等大城市并不好混，于是决定来到这样一个小镇子当一个当地小报的记者。这里的生活耗费显然比大都市要低许多，比如能用极为低廉的价钱租到位于镇郊的一间三十平方米的单身公寓。

时间已经过了午夜，显然房东老夫妇都已经睡下了。卡波利特绝望地站在门口，钥匙就在他的腰带上挂着，而他麻木的两只手臂抱着一个已经不知道是死是活的持枪陌生人。

“我说，你能不能自己站一会儿？”他轻轻摇晃了一下那金色头发的脑袋，已经顾不得自己也是全身湿透。“一分钟，我得倒出手来掏钥匙开门。”

“我，我不能，走正门。”那件厚重的夹克衫下面传出来的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找个东西。把，把我，盖起来。”

院子里本来应该有口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某种原因而填平了。卡波利特恨恨地咬牙，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绝望地诅咒战争。或者更应该诅咒苏联人，美国人，东德条子。这个世界上任何将特务这个职业发扬光大，并且将菜鸟们洒得满世界都是的家伙们。

幸好受伤者是个皮包骨头。但抱着一个成年男人跑了这么久，卡波利特的手臂早已经没了感觉。“你等等……不好意思，我得把您放下……半分钟，半分钟。”他的声音因为雨水带来的寒冷而发抖。“等一会儿，半分钟。我半分钟就回来，您忍一下，乖。”

一只冰冷的手在他的领子上抓了一下，无力地垂了下去。比埃尔·卡波利特觉得自己简直像一个正在安慰爱哭小女孩的老保姆。胡说八道，任何小女孩都不会用一把手枪顶住你的脑门。

他小心翼翼将那个家伙放在走廊前的台阶上。雨已经停了，倒春寒冻得人发疯。那头浅色的金发完全被他的夹克衫盖住，看上去好像一具尸体。他知道房东太太的后门是没有装锁的，只有插销。有一次他忘记了带钥匙，曾经用一根铁丝拨开过那根老掉牙的旧木栓。而今天他根本没这个时间，干脆直接翻墙跳进后院里应该供应住客的车库，那里有房东先生用来修理漏水房顶的工具箱。

里面当然有锯条。卡波利特抽出一根看上去锈迹略微少一些的，伸进后门门缝里去咬着牙开始锯木栓。他并不擅长干木工活，甚至比爱因斯坦还不擅长干这个。有好几次险些锯掉自己的手指头——但是谢天谢地，他终于在弄出足以将左邻右舍全都惊醒的动静之前将门闩锯掉。后门吱呀一声洞开，里面黑压压的，涌出来一股发霉家具和旧地毯混合的樟脑球味道。

雨水顺着房檐向下淌，在台阶上淌成一道道溪流。有几条是淡淡的粉红色，血迹并不多，伤者已经几乎将血流尽了。卡波利特跑向前面的走廊，鞋跟敲在木质地板上，脚步声风起云涌。“喂喂，先生，您还活着么？”

他掀起了夹克衫的领子，陌生人仍然睁着眼睛。他的眼睛是明亮的水蓝色，但瞳孔已经不像刚才那样缩得像针眼那么小了。这显得他目光涣散，似乎没有正视面前的记者，而是直直地望向远天的虚点。

卡波利特继续抱起他，弓着腰竭力蹿上楼梯。也顾不得会不会碰到那个人的伤口了，他动作粗暴地拧开了自己房间的门，将陌生人重重扔到自己的床上。

“欢迎光临寒舍，德国先生。”他随手抄起了昨天换下来的旧衬衫擦干净自己头发上的水。眼镜片也被水淋湿了，视野一片模糊。他躬下身打算详细检查一下对方的伤势。或许更重要的，可以趁对方伤重，先把那把要命的手枪拿走。

陌生人突然伸出空着的左手抓住了他的领子。那只手看上去似乎还不算那么柴，指甲修剪得很整齐。只是惨白，好像蜡像。“和我说话，请不停地和我说话。如果我睡着了，请叫醒我。”他顿了顿。“我或许会睡着的，请，请叫醒我。”

卡波利特怔了怔，轻轻握住了那只手。

02.

“我不觉得您这样做是对的。”

“得啦，万尼亚。这个鬼年头，美国人就像垃圾箱里的苍蝇，怎么打都打不干净。”

“先生，请叫我勒内，毕竟这里是法兰西，不是原始森林。”

深蓝色雷诺轿车沿着乡村公路缓缓前行，雨已经停了，驾驶员关上了仍在车窗前徐徐挥动的雨刷。副驾驶座上的中年人将窗玻璃摇下一条缝，将一支吸了一半的香烟扔出车窗。“呸，见鬼的法国烟。一点味道都没有，嚼起来就像棒棒糖。”

“那么先生，就算我恳请您。如果您实在忍不住要在这里掏出来那包波利牌无过滤香烟，也请将TT30式手枪收起来吧。”司机扶了扶鼻梁上的金丝眼镜。他看上去三十出头，黑头发，颜色含混说不清是棕还是灰色的眼睛。长相普通，扔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大街上都毫不起眼。

中年人哼了一声，双手枕在脑后。两人交谈用的是法语，同样地流利。莫斯科401学校的语言培训让他们在柏林墙以西的欧洲活动毫无障碍和可疑点。轿车从小镇边沿开出去，向灯火璀璨的城区缓缓驶去。

“我觉得那不是个简单的美国人。”司机从后视镜中看了看副驾驶座上的组长的表情。“如果您一定要结果了他，请让我去善后。‘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并不是一颗子弹那么容易。”

组长摸了摸下巴，伸手拍拍司机的后背。“或许我们可以顺着他找到更多的？”

“请您不要这么说，这让我感到很害怕。”司机夸张地耸了耸肩膀。“这让我感到外面总有一支卡宾枪等着把我的脑袋轰碎，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安德罗波夫同志感到西半球那边有人不愿意与红色苏维埃共同解放全人类。而且我听说过一个很恐怖的故事：就是美国的狙击手全都喜欢打后颈，能将人的脑袋直接从脖子上撕下来。”（注，尤里·佛拉基米洛维奇·安德罗波夫是克格勃领导人之一，任期1967-1982）

“您太怕死了。如果这是在斯大林的年代。”组长意味深长地看了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眼。“约瑟夫大叔可不允许红军内部有您这样的胆小鬼。”

“我的天，这真的不是我的错误。”司机踩下油门，轿车在城市平整的柏油马路上飞驰起来，溅起半米高的水花。“先生，我是一个结了婚的人。三岁小姑娘的父亲，一位售货员女公民的丈夫。而且我答应了小娜塔莎，在暑假里带她去看埃尔米塔什东宫博物馆。我和柳芭就是在那里认识的，……我是不是从前和您说过这件事情？”

“全第一总局都知道，我亲爱的万尼亚老弟。而且所有的人都懒得再看你炫耀小姑娘的新照片，虽然她真的很可爱。”（注，克格勃第一总局是对外情报总局）

“勒内，先生，我现在叫勒内·派瓦利。正如我在柏林就得改成汉斯·利赫帕一样。”黑头发的司机转过头去，撇撇嘴角。“不过我还是要谢谢您，连我老婆都不这么亲热的叫我了。除非我在明媚的夏天能痛痛快快休上一个月假——您去过埃尔米塔什东宫博物馆吗，先生？那可是我所去过的最伟大的地方。当年在那个能看到伏尔加河的露天走廊上，我和柳芭——”

“闭嘴，我命令你不许再反复唠叨那些没意思的陈芝麻烂谷子。”组长咔嚓一声掰开钢珠手枪的后枪膛，里面的子弹已经少了一粒。“我这次可记得将弹壳收回来了。”

司机在一幢红砖结构建筑前踩下了刹车，轿车猛地停下了，险些冲上人行道。

1973年5月15日 东部时间凌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蓝利市中央情报局大楼

“阿历克斯已经失踪超过十二小时了。”助理将一张打印纸放在老人面前的桌子上。“按照规定在这段时间之内他应该与我们联系两次，虽然他从前也这么干过，但这次我觉得不对头。”

老人用钢笔轻轻点点桌面，抬起头来看面前戴眼镜的年轻人。“阿尔德里希，有时候感觉靠不住。”

“先生，我真的有这种感觉。这次的情报很准确，我们在欧洲总局的情报员——”上尉翻着手中的文件夹。“没有发现他，连一个影子都没有发现。我深切地怀疑，他找错了地方。”

03.

他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低沉，快速，震耳欲聋。仿佛来自地狱的脚步。在这么寂静的夜里心室的每一次收缩搏动都好像万吨水压机在将火红的钢锭揉扁。全身仿佛都被灌了铅，喉咙里被塞满了芬兰浴室里烧得火红的石块。子弹穿过的伤口在疼痛，锥心刺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