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数百年后的朝局是一回事，亲耳听到自己的宝贝曾孙被下了“倾颓衰败”的考语，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可是，可是，明明是四百年的国运，为什么会在区区数十年后就走入所谓“倾颓衰败、不可救药”的轨道？！
人在遇见突如其来的灾厄时，第一反应总是找寻借口；英明如皇帝也不例外，他拼命的回忆天幕的论述，试图翻找出这“倾颓衰败”论调的破绽——是了，天幕曾经剧透过他那宝贝曾孙之后的某位“光武皇帝”，似乎也是难得的明君，足可佐证汉室未衰，天命犹在——
等等，这光武帝谥号中的“光”，莫不成指的是……“光复”的光吧？
皇帝的脸骤然变绿，活像一根青翠欲滴的韭菜。
但天幕显然没有照顾皇帝心情的雅致，它依旧语气随和：
【当然，汉朝皇帝的刻薄寡恩，与其说是忘恩负义，倒不如说是某种政治生物的冷酷与理性——作为整个朝廷的执掌者，政治食物链的顶端，历代汉帝自觉担负起了顶级掠食者的职能，定期吞噬掉了那些衰老的、腐朽的、不能生存于新环境的机构与官僚，清理系统滋生的bug与后门，以强悍的皇权逼迫整个官僚机构不断进步，直至能适应新的时代为止。
这是新陈代谢，是进化，亦是出清。出清当然极为残酷，但一个依赖在有限资源生存的低熵系统却必然依赖着残酷的出清，才能勉强维持局面。如宋仁宗般一团和气的老好人式政治氛围，最终将溺死一切稍有作为的举措，只留下一个空得连俸禄都发不出来的国库。
可问题在于……武帝陛下出清得有点太厉害了。
汲黯曾公开吐槽皇帝“用人如积薪，后来者居上”，可谓精准描绘了天子选拔官吏的风格；概而言之，就是见一个爱一个，爱一个忘一个，充分发挥老刘家大猪蹄子的本色。
古人常以夫妇而比拟君臣，那么以此而论，则满朝都是被武皇帝宠幸后又辜负的美人——无论董仲舒、公孙弘，抑或公孙贺、主父偃，无论儒术抑或法家，无论保守抑或激进，都是一朝得邀圣宠青云直上，很快又被弃之脑后，只能在冷宫中独见新人欢笑。
皇帝对每位重臣都曾甜言蜜语，什么“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什么“何相见之晚”，言辞中温柔缱绻，真是说不出的情意殷殷，仿佛心尖上时刻记挂的人物，但从武帝朝历位重臣或死或废或谋反的结局来看，皇帝的心大概已经超越榴莲而进化为了仙人掌，每位重臣都住在他的心尖尖上，但稍不小心就会被尖刺刺得血流成河，乃至破家亡身。
——相较而言，皇帝在武将上独独信用卫、霍二人，已经算是专一之至，大大违背平日负心薄幸的习惯了】
饶是皇帝正在苦苦思索“光武”的猫腻，听到天幕这番编排，也不由嘴角微微一抽，面色僵硬。当然，他暂且还不清楚公孙弘董仲舒等人的未来，而今对这几位大臣也算信任；但以自己处事的风格，若真有什么“一朝弃置”的举措，似乎也不算奇怪——
呸，什么叫不算奇怪？朕是天子，朕是皇帝，为朝廷举贤而黜不肖，正是天子的本分——不错，这是朝廷的本职，皇帝的本职……皇帝——皇帝的事情，能算薄幸么？能算无情么？
天子颇为羞恼，仰头怒视这胆大妄为的光幕，气愤犹在什么“刻薄寡恩”之上——刻薄好歹是个正经的评价，但负心薄幸这种形容词，真是怎么想怎么叫人起鸡皮疙瘩。
但天幕毫无察觉，依旧慢悠悠的科普着劲爆猛料：
【当然，这种负心薄幸或许也是不得已的抉择。与文景时平静而稳定的政治环境不同，当武帝决意变革新法、征伐匈奴、开拓西域时，他就注定要创造一个与前七十年迥然不同的崭新世界。新世界或许是光辉而伟大的，但太多适应于旧世界的人无法在新世界生存。也正因如此，历史的车轮每走一步，都必然要碾死无数旧时代的遗老，只留下带血的轨迹。
但无论如何，皇帝的变革都太过于讯速，太过于猛烈，跟上他的步伐实在太难，选拔也太残酷了。数十年间，皇帝接连抛弃了董仲舒，抛弃了公孙弘，抛弃了主父偃，抛弃了数十年来所有为他兢兢业业小心卖命过的重臣，代之以更好用更聪敏更能迎合皇帝需要的新人，荣枯变易，只在指掌之间。
这种高速的更换当然保证了国家机器强有力的运转，给予了朝廷无穷的执行力；但问题是，人终究不是可以随意更换的零件。当青云直上的新贵们俯首看着前辈凄的尸骸时，除了幸灾乐祸与弹冠相庆之外，真的不会生出什么难以遏制的恐惧么？
不要忘了，被武帝这种养蛊法选出来的都是绝对的聪明人。所谓蝼蚁尚且偷生，聪明人在这样赤裸裸的前车之鉴面前，只会更加惶恐，奋力挣扎，竭尽一切可能要逃脱皇帝的罗网。
当然，在往常这种挣扎是不会成功的，皇帝毕竟太过英明，皇权也毕竟太过强大，即使绝顶的聪明人也不能挣脱制度的约束。武帝永远可以高坐钓鱼台，用一切手段为官僚们画饼，舒舒服服游走于群臣之间，继续当他的海王。
但问题在于，卫太子崛起了。
以史实判断，太子的崛起应该是武帝一手的安排，无论是为他延请朝中德高而望重的师傅，还是设立博望苑，招揽天下材艺道德出众的奇士，都是培育继承人殷殷的厚望——老刘家对寻常儿子固然刻薄，但对看好的继承者是相当温柔宽厚的。武帝寄希望于太子，一如景帝寄希望于武帝。
而这一脉相承的背后，则是汉廷一以贯之的治国思路，所谓“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而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由景帝至武帝是征伐四夷、变更制度的躁动与亢进；那么由武帝到太子，便必将转为稳定而持重的安静无为，回归汉初与民休息的轨道。否则必将重蹈亡秦的余迹。
由静而动，又由动而静，应时而变，身段灵活，果然是高皇帝子孙的作风。
只是这灵活、柔软，一百八十度的大调头，却有着不可知的风险——当太子继位，再次变更制度，回归安静无为的路线时；那些被武帝以重刑严法养蛊养出来的卷王，又如何能适应这骤然变化的朝堂呢？
要知道，在武帝数十年的规矩里，不适应的结局可只有一个。】
刚刚被吐槽为“负心薄幸”的皇帝，渐渐眯起了眼睛。
相较于用人决策上轻佻随意的调侃，天幕之后的话平平无奇，却字字句句力若千钧，起承转合都敲在皇帝的心里，掀起了真正的狂风骤雨。
——原因无他，天幕所叙述之“治国思路”的变更，恰恰吻合了皇帝内心最隐秘，最不可告人的心思！
他登基以来，种种的举措之所以这般的大刀阔斧，一往无前，勇猛精进到近乎于操切的地步，正是有毕其功于一役，不遗后患于子孙的考虑——大举用兵的灭国之战实在难以维持，与其寄希望于后人，不如在自己手上了结，让太子能有施恩天下，与民休息的机会
但皇帝精密筹谋，为好大儿计算了一切，却从没有想过大臣的感受——当然，张汤公孙弘等都是四旬以上的人了，以年龄看也不会与太子有什么交集，考虑与否都无所谓；但如果——如果皇帝活得太长，而选拔的重臣又太过年轻，已经拖不到在太子上台之前老死，他们又会如何？
汉廷的重臣可不是宋明以后被儒学与帝王术摧折成木偶人的官僚，此时春秋战国余风尚在，人人耳濡目染的是乱世游侠快意恩仇士人一怒天下缟素的故事，真要把重臣们逼得走投无路，他们又会对太子做些什么？
皇帝缓缓的吐出了一口浊气。
【某种意义上，皇帝晚年的“巫蛊之乱”，正是他一生执政中，所有矛盾、缺憾、冲突的终极爆发，各种意义上的其来有自，但凡皇帝少犯一丁点的错，都不至于作到这种地步。
首先引动巫蛊之祸的，便是皇帝那根深蒂固的迷信——在诛杀了李少君与栾大，光着屁股丢了一圈人之后，皇帝依然矢志不渝，或曰死性不改，只是迷信的方向有所偏移，从方士转为了胡巫。
而这个决定无疑是灾难性的。方士们厚颜无耻，但终究知道自己是在骗人，自从被始皇帝铁拳教育之后，一般还不敢作太大的死；但胡巫们就大大未必了，他们所玩弄的那些巫法、邪术，大多是依靠酒精及药草等麻醉品来实现，而人在服用大量麻醉品之后，你还能指望他有任何理智么？
正因如此，当皇帝暮年多病，咨询这些跳大神的疯批时，他迅速得到了信誓旦旦的回复：
“巫蛊”
得，来活了。
当然，事情到了这里，其实也没有步入绝境。孝景皇帝晚年时窦长公主同样诬陷过栗姬搞巫蛊，但结果不过是刘荣废黜而栗姬失宠，远没有后来的阵仗。说白了，审案的官员毕竟也是混口饭吃的打工人，官场枯荣变易，都有难测风云变幻的时候，若非逼不得，已谁又愿意贸然扩大案情，一网打尽、不留余地呢？
但巧了，在胡巫疯疯癫癫说出“巫蛊”两个字的时候，武皇帝身边恰恰就环绕着一群聪明绝顶，却再无活路可走的官吏！
所以我们遍览史书，才能看到征和元年之后，皇太子所遭遇的近乎歇斯底里的攻击——征和元年，巫蛊事发，杀丞相公孙贺，其子公孙敬声，全家没为奴隶；数月后，卫皇后女诸邑、阳石二公主、卫青长子卫伉牵涉案中，被诛；元和二年，江充称“蛊气未清”，请皇帝移驾甘泉，遍掘未央宫内外，最终以桐木帛书诬陷太子、皇后，急切欲置之死地，终于引爆了巫蛊之祸。
整场变故可谓凌厉、凶狠、不留余地，区区两年的时间里，以巫蛊而生事的酷吏们便诛杀了一个丞相、两个公主，两位列侯。罗织下狱的大臣数百，号称“朝堂一空”；而风浪最终波及到与天子敌体的皇后乃至储君，引爆出的冲突几乎改变了整个汉朝的历史。
这种攻击是癫狂而毫无理智的。说实话，如若真要清理丞相、列侯、公主，乃至太子、皇后，即使强力如汉武帝，也得小心谋划，徐徐图之；而急躁到在短短一两年内走完全部流程，除疯癫与狂热之外，所能窥伺到的，恐怕还有重臣酷吏们走投无路的那种绝望。
是的，走投无路。如若以武帝晚年的局势判断，那么他所亲近信任的大臣看似荣华显贵，但实则已经是日暮途穷，再也无路可走——改弦更张则不容于武帝；逢迎皇帝则不容于太子。即使狗急跳墙，冒险把太子作掉，也很难保住性命——以武帝的英明，会容忍害死他儿子的人么？
所以，到征和二年的时候，他们唯一的指望就只有巫蛊之祸了。趁着皇帝在病中一时的昏聩、迷信、神志不清，快刀斩乱麻的以巫蛊解决掉太子——不，以巫蛊解决太子都太过冒险，设若皇帝怜子之心一动，依旧是必死的局面；若要保全性命，就必须切断一切父子间缓和的可能。
譬如，逼太子谋反。】
偌大的殿中哐当一声巨响。甚至招引来了殿外模糊的惊呼。但殿中的皇帝一无察觉，踢翻酒壶后反手拔出长剑，当啷将软垫斩成两半！
他手持长剑呼呼喘气，鼻息比牛更粗重。在咬牙切齿的狂怒中皇帝目眦欲裂，双手几乎都在愤恨中发抖；但目之所及都是太庙内庄严的摆设，委实没有可以给他砍了泄愤的杂物。辽阔大殿之内，唯有列祖列宗的眼神虚无缥缈，平静的看着这个翻了车的不肖子孙。
皇帝，皇帝为这样的目光所围绕，忽的手上一颤，当啷丢下了长剑。
他软软跪坐于地，在火烧火燎的愤怒之中，只能勉强吐出一句喃喃自语：
“……呵，倒是朕小瞧了他们。”
文法酷吏，兴利之臣，固然是开拓四夷的利刃，但锋芒太甚，居然还有这样弑主的才智！
他失算了，他失算了，他居然失算了！
【正因如此，我们才会看到史书中怪异的记载。江充等意欲构陷太子，但在缴获了所谓巫蛊的“木人”、“帛书”时，他的反应居然不是快刀斩乱麻的迅速奏报，而是宣扬“太子无道”、“将反”，仿佛生怕握有重权的太子没有反意。而等到太子真被逼反，环绕在甘泉宫的文法酷吏乃至宦官们立刻形成了强硬的团体，一致向皇帝封锁消息。尽管皇帝本人将信将疑，但环顾左右，居然看不到一个为太子说话的声音，甚至连派出探查的使节与宦官都半路折返，直接声称“太子已反”！
到了这个地步，用简单的争权夺利乃至争储已经很难解释了。如若真有某位皇子的母家有这样勾结内外隔绝皇帝音讯的本事，那恐怕图谋的也不该是太子，而该直接解决皇权。汉武帝是英明而睿察的君主，能被他选在身侧侍奉疾病的大臣必定分属于不同的势力，犬牙交错，彼此制衡，最大限度维护皇帝的威严。理论上他们绝无联合的可能
而现在，理论上绝无可能的联合出现了。各门各派的大臣摒弃了所有的利益之见，决绝的切断了皇帝与太子的联系，联手推动了帝国最后也是最大的一场惊天巨变。
换言之，这不是在争夺什么利益，这是数十年来被皇帝震慑、恐吓、逼迫，乃至走投无路的大臣，给至尊父子最强也是最惨痛的打击。
——被pua得实在太久，压榨得实在太多，那兔子也是会蹬鹰的。
某种意义上说，巫蛊之祸虽然冠之以巫蛊，但巫术不过只是引发皇帝疑心与迷信的火苗而已。考虑到大臣们的恐慌与愤怒已经像薪柴一样累积如山，即使没有这小小的火苗，又能改变什么呢？究其本质而言，矛盾的根源都不在于太子，而在皇帝——皇帝为宝贝儿子规划出了宏伟而灿烂的新时代，但在新时代中没有位置的那些人，终于以自己的血与愤恨发动了最为惨烈的报复。
这种报复甚至是无法避免的，只要皇帝还坚持要为汉家“草创制度”，坚持要变法革新，那么历史车轮滚滚而前，就必将会碾过无数旧时代的遗老。遗老或许落后或许反动或许不合时宜，但他们的骨头被历史所碾碎的时候，流出来的也是红色的血。
血的债务同样要以血来支付代价，拖欠得愈久，利息便愈为沉重；即使皇帝——伟大如皇帝，在兜兜转转数十年之后，也终究要面对这笔债务。
历史书上有句相当著名的话，叫“变法无不以流血始”，这话说得已经足够残酷，但却还有些欲说还休的朦胧——当提及流血时，你以为流的只是矢志变法的仁人志士，或者守旧愚昧的残党的血么？
不，不，现实比这残酷得多。古人说治大国如烹小鲜，但变革却注定是激烈、凶狠、冷酷的，变法者既然要改革一切，就绝不可能文质彬彬，从容不迫。他驾驭的是某种凶暴、残忍、无可思议的力量，当这力量横行天下的时候，被破坏的不仅仅是腐朽与反动，往往还有无辜卷入的外来者、坐观岸上的路人，乃至于——乃至于变法的同路人，一路与你同心同德，却最终只能反目成仇的盟友，割席绝交的至亲。
而这些怨恨、冲突、矛盾，是终究有一天，要尽数偿还的。
变革当然是伟大的。但这种力量太强大，太可怕，也太难控制了。大概有惩于此，古人才说“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当开启变革之时，也同样开启了潘多拉的魔盒。变法开始的那一刻起，变法者便已经是茕茕独行，每一步都深陷血泊之中。而这血泊日积月累，终将翻山倒海，淹没一切敢于变革的妄人，并留下永恒的印记——看哪，这就是变法的代价！
武皇帝晚年的遭遇，与其说是巫蛊的祸乱，倒不如说是变法者惨淡的先声。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中；但为众人开辟新路的狂徒，却往往死无葬身之地——商鞅如是；吴起如是；张居正如是；甚至皇帝——高高在上的皇帝，亦然如是。
“变法无不以流血始”。现在，该轮到尊贵的天子，献上他长子淋漓的鲜血了。
不过，有时候说来也很有意思。对于某些矢志变法的人而言，恐怕宁愿血污满身，死无葬生之地，也不愿意斗鸡走马，在灰败与失望中度过余生吧？
——我说得对么，拗相公？】
皇帝面无表情，冷冷的凝视着天幕。
毕竟是大风大浪里走过来的皇帝，在最初听闻噩耗的愤怒震动之后，天子依然迅速收摄住了心神，稍稍恢复了理智。但正因为恢复了理智，在听到天幕抑扬顿挫科普重臣们团结一致反击天子的壮举时，他才渐渐觉查出某种凉意。
是的，并非被背叛与欺瞒的耻辱愤恨，而是油然生出的凉意。
刘彻绝非自命不凡的昏暴君主，他久谙人心，当然知道忠诚绝非天经地义的品质，而往往是以利益捆绑的联系；正因如此，他厚赏重臣从不吝惜，真正是解衣衣之推食食之，天下珍宝，吾与贤人共之。
但因利而聚，利尽而散；一旦皇帝无法再给予重臣们新的利益，甚至皇权的交接必然将会碾过他们的尸体，那官吏们的抉择，还难以猜测么？
皇帝是聪明绝顶的人物，但正因为聪明绝顶，他才在顿挫之间骤然领悟——这是君臣间绝不可调和的矛盾，已经不是任何权术心计可以敷衍；即使自己真在晚年保持了理智，避免这所谓的“巫蛊之祸”，恐怕挣扎求生的近臣也会炮制出当年赵高与李斯矫诏杀扶苏的举措。
如若真发生这样不忍言的事，天下必将有难以预测的动荡；为千秋万代计，为太子计，倒不如——
天子的神色僵冷如铁，刹那间眼眸中掠过了一丝锐利而冰冷的寒光。这样的杀机盈目，毫不遮掩，隐约已经是流血千里的预兆；如若熟悉至尊秉性的公孙弘、张汤等在前，恐怕早已吓得瘫软无骨，言语不能。
但皇帝环视空空荡荡的太庙，终究只能轻轻叹一口气，酝酿的杀气消隐无踪。
当然，这绝非什么慈悲为怀的怜悯，而是迫于现实的无奈——即使皇帝真狠下心在临终前清理掉不安分的重臣，他又该用谁来当这把刀呢？
为皇帝做利刃的官吏，难道就不会同样有自保的渴望，在紧要关口倒戈一击么？
至尊的天子一言不发，缓缓盘坐于地，仰视上方光辉灿烂的天幕。
【所以，历史滑稽往往就滑稽在这里。皇帝试图安邦定国的努力，反而为整个王朝招致了最为惨痛的祸患。无法适应新时代的残党反戈一击，终于将高高在上的皇室拖入了血泊中，让尊贵的天家父子品尝到了数十年来大臣们临渊履薄、战战兢兢不可终日的惶恐。
应该说，这种歇斯底里的报复完全超出了年迈皇帝的想象。即使收到了爱子谋反的噩耗，卧病于甘泉宫的天子仍然报有理智，因此反复派遣使者、宦官问询太子，但环绕老皇帝的近臣们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无论丞相、外戚，抑或宦官、胡巫，都在激变的关口联合起来了。他们统一了口径，果断向武皇帝封锁消息，并迫不及待扩大了冲突的规模，几乎一手制造出巫蛊之祸最为血腥残暴的一幕。
只能说，即使最为聪明、果断的皇帝，在被严重污染的信息茧房之中，也是做不出什么正确判断的。狗急跳墙的近臣们尚且无力左右皇权，但他们能在特定的关口影响皇帝的判断，那便足以掀起狂风巨浪。
当然，皇帝的判断力毕竟还是存在的，只要脱离甘泉宫那极为特殊的封闭环境，他依旧能够获得准确的消息。
以史料判断，到征和二年的后几月，天子应该已经渐渐意识到不对了——历年巫蛊之案的破绽逐渐暴露，巫师的胡说八道难以自圆其说；而民间冒死为太子伸冤的陈奏越来越多，巫蛊祸乱时的诸国细节似乎也与谋反并不相吻合，这恐怕是天大的……冤案。
但事已至此，即使申明冤案也没有意义了。太子纵然有千种冤屈万种冤屈，但父子间兵戈相向却是不可辩驳的事实，绝非什么“子弄父兵，当笞”的狡辩可以掩饰；汉以孝而治天下，子女顺从父母无所不至，一个举兵凌逼君父的太子，触犯了彼时人伦底线的储君，怎么还可能安居东宫？！
诸皇子会心服么？诸大臣会心服么？天下人会心服么？
这不是一道旨意可以遮盖的。要知道，数十年后物是人非，但即使卫太子的子孙登临帝位，都绝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祖父平反，只能草草谥一个“戾”字了事。
换言之，在太子被迫起兵的那一刻起，他就注定断绝了一切希望。天下怎么能有不孝的皇帝？纵使强势如李二，亦不敢承担逼迫高祖的责任。
正因如此，在巫蛊之后，皇帝无论如何“思子”、“爱子”，终究也只能局限于个人情绪的表达，而无法挽回政治上惨痛的损失——太子的力量已经彻底崩盘，那么皇帝计划已久，打算让爱子践行的所谓“守文持静”的路线，也就此倾覆毁灭，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三十余年的心血，而今便算是付诸东流。】
大概是愤怒来得太深也太久，当皇帝听到近臣们蒙蔽圣听，一手遮天所操弄出的“巫蛊之祸”时，甚至都没有感到什么额外的狂怒。唯有在天幕提及征和二年后巫蛊与胡巫泄漏出的种种底细之时，才不自觉抬了抬眉毛。
当然，即使征和二年的自己真察觉出了事件的破绽，那也已经太晚了……皇帝实在太熟悉他手下那些磨牙吮血的猎犬了，当他们走投无路拼死一击的时候，没有人可以逃脱这些酷吏的围捕。
……迟了数月才发觉是冤案么？那么想来据儿必死无疑了。
不，甚至不只是太子必死无疑。以酷吏的效率来看，短短数月的空档已经足够他们夷灭太子的子孙血亲，乃至于姻亲旧属。
至此，东宫的力量，博望苑的力量，皇帝精心为爱子预备数十年的人才，便算是扫荡无余，再也没有恢复的余地了。
这样凄惨残破的局面，甚至还要远超当年皇帝被窦太后打压摧折，儒学变革功亏一篑，而近臣被逼下狱自尽的绝境。
……那么，年迈的自己，又能如何应付呢？
【至此，酷吏们算是获得了辉煌的、绝对的胜利。依靠短暂的信息差，他们果断出手，在政治上消灭了皇帝借太子来完成转型的谋划，令皇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惨败——此时是武皇帝的末年，历年对匈战争耗干了国库，天下疲怠已极，流民四起；而巫蛊之祸后中枢动荡，储位空悬，意味着巨大的权力冲突呼之欲出。
乱民、盗贼、争储，寻常皇帝摊上一个都是天崩地裂的局面，何况武帝重病缠身，已经风烛残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