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兵的勋章——毒伯爵斯内普

即使是他说世界大战今天下午吃完了晚饭就爆发，也不会让卡波利特更害怕了。记者只觉得自己的头发一根一根的竖了起来，从后脑到额线，形成了一个莫西干人都会羡慕的鸡冠头。那我怎么办！他很想大吼，但是估计了对方的胳膊粗细之后翻了翻白眼，压住了恐惧。“R说了，他要这个笔记本。”

他真的怕那双小眼睛。这个看似温和忠厚的家伙就好像一头熊，谁都不知道它会不会一巴掌拍过来。“别问我，我是R的下线。”

克罗梅索夫笑眯眯的看着他。这种不出声的笑往往是很危险的，记者知道对方肯定看出来自己是个冒牌货，但肯定还会思忖一番自己究竟是什么地方派过来的。

他正要继续编出一套词儿来，那个身高足有一米九的大块头便站了起来。向他弓下腰的势头恰似一台六联康拜因在麦子地里碾倒了一棵秕子。“对R说，按老规律延续排列。”克罗梅索夫重重地在他肩上拍了两下，力度足以让法国人把早饭都颠出来。“他懂的，如果需要足够的铅笔和演草纸，就给他。”

1973年5月21日 柏林时间13：05 瑞士巴塞尔市边境检查处

那是一辆八成新的银色奥迪C系列轿车，挂着瑞士车牌。德国中产阶级的年轻人都很喜欢这种车型。虽然在德国和瑞士汽油费非常贵，而这种车又很耗油。跑车安静地停在监察处的院子里，旁边稀稀落落停了几辆别的私人轿车。这里是德法瑞三国边境，每天都有大量的跨国境者在这里进出。城市不算大，很难容纳如此多的轿车停放，因此所有带有院子的公共建筑都可以供人停车。

比尔·默顿向一个穿着瑞士警察制服的年轻人挥了挥手。他并不太懂德语，而这里又是德瑞区。“日安，警官先生。”他故意用了尊敬的口气对那个联防官说话。“这辆车停在这里多久了？”

那个联防队员是个年轻人，大概刚刚穿上这身制服不久，尚未消除对这份工作的热情和过分的警惕心。“您是私家侦探么，先生？”

“要是我有钱请得起一个侦探，我就不在这里跑了。”比尔·默顿重重地拍了拍跑车的后备箱盖。“这是我妹妹的，她从家里跑了出去，连一个纸条子也没有留下。警官先生。”他用力地顿了顿，清清嗓子。“您肯定见过她吧？她大概一个礼拜之前还在附近给我们打了个电话——”

联防队员挠了挠他德国人式的金黄色头发。“先生。”他有些歉疚地回答。“很抱歉，我记得很清楚。开着这辆车子来的是个男人。”

“男人？！”比尔·默顿的脸仿佛是一只在锅里煮过了的虾那样变得通红，一双巨大的手在联防队员鼻子尖前捏成了拳头。“你竟然说是一个男人！萝莎从小长大在天主教女子学校里——”

“很抱歉，先生，我记得很清楚。”联防队员虽然比默顿高十五公分，但对于这个壮汉的怒火他还是忍不住向后退了一步，然后似乎觉得不妥，又继续退了好几步。“是个很年轻英俊的男人，说柏林官话，我想大概是德国人。”他梗了梗脖子。“而且我没看见什么女士。”

比尔·默顿右手张开，左手握拳在掌心里击了两下。“小子。”他的脸比刚才更红了，稀疏的头发下头皮简直像刚亮起来的红色交通灯。“告诉我那个混账长什么样子，他现在跑到哪里去了！要是你说你忘记了，我就把你的脑袋从脖子上撸下来！”

“——那是个金黄色头发的瘦子，没错，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因为他的头发太黄了，这么浓密的头发很少见。”联防队员继续向后退了两步，这大概是一个有前途的动作，因为边防检查站的院子没有围墙。“很纯正的金色，蓝眼睛。穿着浅色的西装，走路非常快。”他咽了口唾沫。“很瘦，小个子，走路很快。先生，我觉得他当过兵。”

“少废话！”比尔·默顿觉得自己快要接近目标了，因此不得不装出一副更加凶神恶煞的样子来。毕竟所有人都乐于纠正别人的错误，如果他在这里直接打听关于阿历克斯的消息，那么绝对逼不出联防队员这么多的详实回忆。“和他在一起的那个姑娘呢？”

“真的没有什么姑娘，我向上帝发誓。”年轻的联防官忙举起了右手。“我想想——真的，那个瘦子是一个人来的，至少我没有看到什么姑娘。他似乎并不慌张，问我这里最近的公用电话亭在什么地方。”

比尔·默顿不信任地打量着他。“你可以告诉他边防站里就有电话。”

“是的，先生。但是他还是坚持出去找公用电话，然后——”联防官无奈地摊了摊手。“然后他再也没有回来。那边，先生，那天晚上他就往那边去了。”

晚上。比尔·默顿皱了皱眉头。他顺着联防官的手指看去，那是莱茵河大桥和W15公路的交叉点。他们接到阿历克斯的电话是下午五点钟，在这个纬度这个时间太阳还是很高的。直到天黑下来还有足足三个小时。在这三个小时之内，阿历克斯无论是从莱茵河上走水路还是从公路搭车，都足够可以到达联邦德国，法国，瑞士和比利时的腹地。

“谢谢。”他让自己看起来恢复了平静和礼貌，拍了拍那个小伙子的肩膀。“这车我要开走。”

“求之不及。”瑞士人用德语回了他一句。比尔·默顿从裤兜里掏出钥匙直接捅开了车门。联防官没有看到就在跑车的手动档杆后面有一部车载电话机。这种贝尔实验室刚刚发明出来的高科技通讯工具足有一台十四英寸电视机那么大，要安装在汽车上必须把底盘钻透。这是阿历克斯特意装的，和那些年终发薪之后临时租来过瘾的跑车不一样。他要瑞士警察发现它之前将车子开走。

阿历克斯要打一个电话，要打一个不能让所有人知道的电话。比尔·默顿用钥匙打着了火，慢慢地发动了汽车，

20.

阿尔德里希·埃姆斯端着作为午饭的两个鸡肉奶酪三明治和一杯柠檬水，小心翼翼地走进餐厅。没有一张桌子是空着的，这意味着在午饭时间他必须和有些人进行交谈。这对于打了整整一上午电话的埃姆斯上尉秘书而言真是一种不亚于将他投进妄言地狱忍受硫磺烈火烧灼的痛苦。

在转了三个圈之后他决定在一张只有一个人的桌子边坐下。这样还算是不错，两个很熟的朋友，加上各自的一些随身物品就可以围成一个小小的圈子，将更多更饶舌的人挡在外面。“怎么样，拉瑞？”显然美味的三明治和饮料有效地滋润了上尉的喉咙，他向对方打了个招呼。

“当然，老样子——还不坏。”那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亚洲人，高个子，长相显得很精明。他属于亚洲关系分析部，和埃姆斯上尉并不属于一个部门。但是经常在档案室和公用办公间里见面，因此在等待打字和复印期间发展了一种同属于办公室职员之间的亲密友谊。“好久没见着你们老爷子了？”

上尉长而粗重地叹了口气，这又是一种很典型的属于办公室官僚，或者是豪宅管家的做派。经常用来表达对上司的不满，虽然上面也并没有什么太过分的压榨。这种举动很容易在办公室里引起同情和共鸣，虽然大家早已经对这个麻木了。“欧洲可不像红色中国，乱的很。”

“我的工作显然更重要一些，毕竟欧洲和中国一样大，中国却有八万万随时准备把我们干掉的哪。”拉瑞·金用叉子搅动了一下面前的意大利面。“是不是又——”他用手指在自己下巴前横着划了一下。司徒雷登的学生，向来不会在公共场合将某些事情说出口。

埃姆斯上尉苦笑了一下。“今年的第三个，第三个了。”

“是吗？幸亏我没答应海军陆战队那帮孙子，给他们当讣告信使。”亚洲人满意地将最后一卷意大利面塞进嘴里，用力伸直了腰杆让面条舒适地在胃里进行消化。“陪太子读书，不好干哇。”

埃姆斯笑了笑。金是个聪明人，他喜欢这样的聪明人。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小高傲被看清了的快感。办公室职员的友谊大略到此为止，如果当天局里还有一点什么更为爆炸性的消息，他们大抵会在下班后出去喝一杯。他们很快地结束了午餐，相互握手之后向各自的办公室走去，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

勒内·派瓦利先生看上去似乎丝毫不比记者先生要更体面一些。在两个人约定好的见面地点——卡波利特很欣慰地庆幸自己很有先见之明的选择了广场角落一根电线杆旁的露天地点，这让派瓦利和他的自行车一起被雨水浇成了个落汤鸡。这种春末的急雨，一张雨披同马其诺防线一样什么作用都起不了。

“他——”记者觉得自己的喉咙都快要烧起来了。“他没有给我什么笔记本。”

“找个地方再再再再说吧，这地方真真真真他妈冷死啦。”

直到今天，卡波利特才对自己的，或者是这个世界上的间谍们的生活有所了解。原来这一行也分三六九等，并不是所有的“找个地方谈谈”就会把他领进一家饭店，这家饭店肯定会有这一帮人的内线。会给他们提供完全密封的，隔音的房间和至少几杯热东西可以喝。勒内·派瓦利带着他从广场直接钻进了一条市中心的小巷子，最终谈话的地点是一个电话亭。两条汉子哆哆嗦嗦地挤在一个和投币厕所那么大的小空间里，派瓦利像得了多动症一样不停的跳脚取暖。虽然完全不会逃避别人的眼光，但至少在这里没有人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好好好好好啦，有话就说吧。”派瓦利不知道从哪里掏出来一条灰扑扑的手帕擦了擦头发上的水，然后有用力地疏通了一下鼻子。“笔记本没给您么？”

卡波利特很是无辜地举起了双手，后背贴在电话亭的玻璃壁上。“根本没有什么簿子，他他他他——他就给了我这个。”他犹豫了一下，从西装内侧口袋里掏出来一个很有几分厚度的信封。“就这个。”

派瓦利并没有接过来，向信封已经被捏开的口子里看了一眼，那里面是黄焦焦的一沓法郎纸币。“您点了是多少？”

“五千。”卡波利特直想掐死自己。五千法郎，差不多是他一年还要多的薪水。但他不敢自己咪起来，生怕被看出来什么端倪。何况他从那头“熊”那里接到的并不只是这个信封。“我能留着么？”

苏联人那双灰眼睛眯了起来，可就算是卡波利特也能看到里面闪动着的那种财迷疯一样的绿火光。“不能，我们有纪律。真不能，我说不能就是不能。”他用力摇了摇头。“您可不能逼我违反纪律啊，这是人民的财产，我们不能胡乱占为己有的，就算是您逼着我接受我也不能——”

“算了吧哥们，算是我给娜塔莎买个洋娃娃。”卡波利特咬咬牙，把那沓纸币分了大差不差的两半，抽了一半拍到苏联特工的手心里。“我是光棍儿，用不了这么多钱。”

派瓦利看着他的眼神几乎是感激了。“好啦，记者先生，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啦。我想我基本上不会再多找您的麻烦——当然，有特殊情况除外。”

鬼都知道那所谓的“特殊情况”是什么。卡波利特没精打采的穿过广场，在邮局借了一把伞。那辆漂亮跑车自然有人去处理，它与他发生的一个多小时的联系已经彻底结束了。现在他要做的大体有两种事情：一，回家，把那个占据了他的床将近一个礼拜的家伙赶出去（他已经好得差不多了，至少现在能一个人坐起来），这事儿就此结束。他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损失，何况刚刚到手的两千五百法郎也算是一笔不小的精神补助。

要么，就是去完成那位熊先生布置给他的“家庭作业”：去找一个五十岁左右，鹰钩鼻褐红色头发的老头子。那是个英国人。

他在一家咖啡店里坐了一个小时，在火边烤干了身上的衣服和鞋子。一杯滚烫的掺水接骨木酒有效地提高了他的思考效率，雨在这个时候停下来了。阳光白花花地晒在满地的水坑上，耀得人眼睛发疼。在这一个小时里他做出了决定：新闻工作不是请客吃饭，新闻事业繁荣的花朵，是由工作者们的热情和热血浇灌而成。（作者注，水獭也有着乱篡改名人名言的爱好，前一句改自毛选，后一句是托马斯·杰斐逊的独立宣言中的名言。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欧的愤青们以当左派为荣，读毛选也是个很时髦的事儿。）

卡波利特先生——有了钱的卡波利特先生——挺胸腆肚的走在街上，因为刚刚给了服务生一法郎五十生丁的小费而洋洋自得。

他丝毫不觉得，自己在某条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了。

21.

迈克尔·马什在回到本土整整一年之后才逐渐习惯这个国家居然有着三个时区，而且不实行夏时制。他靠香烟撑着开车横穿了整个美洲大陆，不停地抱怨要是这是在德国，他早越过边境线六趟了。

倒是法官先生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了他对这件事情的沉稳态度：在整个车程中他一直在声嘶力竭地打鼾。毕竟他已经五十三岁了，要在这个年纪像临近考试的大学生一样丧心病狂地熬夜是极其困难的。在他的美梦里那些孩子都是真正的小孩子，永远不会在越南上空或者老欧洲阴森森的街角和人拼命。他们是金色卷发的小小天使，只需要按时去给他们塞上一瓶牛奶或者换一次尿布——他早已经完全忘记当年抱着辛西娅在院子里整夜踢正步的事情了。

“兄弟，醒醒。”实际上把他从梦里拖回来的并不是特务头子的提示，而是那辆老福特在公路上恶狠狠地甩了个S型拐弯，让他的脑袋咣当一声撞在了车窗玻璃上。纳吉尔法官咕哝一声睁开眼睛，慢吞吞地将一根帽带解下来。“到了？”

“还没有，赶快起来做功课，酝酿情绪。你要来找丘奇干什么？我过会儿会扮演你的秘书。”马什并没有重新发动车子，解开安全带放松地倚在靠背上。

法官翻了足有五分钟白眼才彻底清醒过来，他的理智足以让他把睡帽的另一条带子也解开。“这个么，今天是礼拜六，丘奇不会在他的办公室。”

“如果他在的话我们还怎么乱套磁？抖出官僚架子来，恶狠狠地训斥他的秘书和你所见到的每一个办公室值班小职员。特意让他们去拿档案室的会见登记表——”马什推开车门，绕到另一边把法官也拽了出去。“起来，活动活动，坐到后座上去。想想那些见鬼的收税佬，鼓一鼓火气。”他掀开后备箱，里面有一大堆用报纸包得严严实实的金属。“我换一副科罗拉多州车牌，他们才不会注意你开着什么车，只会抄牌照。”

法官先生活动了一下自己几乎僵直成一条木棍的脖子，舒服地将肚子腆了出来。马什将那副弗吉尼亚州的车牌卸下来换上新牌照。不过让他更为惊奇的是似乎就是一分钟的酝酿时间，那个传说中甚为心狠手辣的特务头子似乎也瘪缩了下去。两肩向里缩着，完全一副办公室里的受气包样子，他很想笑，可是脸上的肌肉也僵住了。

“我当年可是给人当了好几年的秘书，要是那老板还活到现在，早就被工会给打死啦。”马什伸了伸腰。“你只管骗过门口，一切听我指挥。”